乾隆五年（公元1740年），20岁的富察·傅恒凭借着显赫的家世和皇帝小舅子的身份，初入仕途便被任命为正六品的蓝翎侍卫。到了乾隆十二年，傅恒被升任为户部尚书和议政大臣，官职已是朝廷的一品大员。短短七年时间，傅恒连升五级，这也充分显示了乾隆皇帝对他宠爱有加。
乾隆十一年，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起义反叛，清朝派兵镇压。可是，名将张广泗和领班军机大臣钮祜禄·讷亲接连失败，导致清廷颜面尽失。两位将领也因失败被乾隆皇帝严惩，接连被处死。然而，大金川的叛乱依然没有平息，局势一度陷入没有合适领军将领的困境。在此时，傅恒主动请缨，要求前往平定叛乱。不到一年时间，他就成功将大金川的叛乱平息，年仅30岁的傅恒因此被封为一等忠勇公。 乾隆十九年，准格尔汗国爆发内乱，乾隆皇帝准备派兵平定。准格尔汗国在阿拉布坦领导下曾多次击败清朝的军队，这使得当时的许多朝臣对于对准格尔用兵心存疑虑。身为军机大臣的傅恒并不认同这种观点，他力排众议，向皇帝建议出兵平定准格尔。乾隆皇帝听后大为欣喜，任命傅恒负责制定具体的军务和战略。经过一年的努力，准格尔之乱最终得以平息。朝廷论功行赏时，傅恒再次获得一等公爵的封号。然而，傅恒却多次推辞这一荣誉，甚至流泪请求皇帝收回命令，坚决拒绝接受这份巨大的恩赐。 那么，为什么傅恒在平定准格尔之乱时居功至伟，却不愿意接受这第二次的封赏呢？他为何第一次得到封赏时没有推辞，而这次却如此坚决地拒绝呢？ 首先，傅恒在乾隆十四年已经被封为一等忠勇公，这次是第二次晋封，在清朝历史上，第二次晋封一等公是极为罕见的恩宠。一般来说，功高盖主的臣子常会被皇帝除去，傅恒自然明白这第二顶公爵帽背后可能潜藏的巨大危险。清朝一等公是除皇室成员外最高的爵位，也是皇帝对臣子的最大奖赏。乾隆皇帝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使傅恒感到深深的不安。回想张广泗和钮祜禄·讷亲的结局，傅恒显然不敢贸然接受第二次晋封。其次，傅恒之所以主动请缨平定大金川叛乱，还有一层深意。在乾隆十三年，他的姐姐、乾隆皇帝的原配皇后孝贤纯皇后因病去世，富察家族失去了最大的靠山。傅恒深知，自己能够如此受宠，迅速步入政坛，除了家族背景和先祖的贡献，孝贤纯皇后的影响不可忽视。她一生深得乾隆皇帝的宠爱，傅恒的晋升也离不开她的庇护。孝贤纯皇后去世后，富察家族想继续保持荣宠，只能依靠傅恒为清朝的疆土稳定和巩固皇权做出贡献。大金川叛乱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。 再者，傅恒年仅28岁就升任议政大臣，这样的升迁速度，肯定引来了许多朝臣的质疑。虽然傅恒凭借着自己的能力与皇帝的宠爱一路攀升，但朝中不乏对他迅速崛起的不满。他深知，只有通过立下赫赫战功，才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政治资本，让外界的质疑和不满无从谈起。大金川的胜利使他获得了应有的荣誉和封赏，也确保了富察家族的荣耀。但第二次晋封一等公却意味着傅恒重新回到了当初的风口浪尖，这让他不敢轻易接受，因为接下来他还需要更多的军功来为自己和皇帝证明。 最后，在平定准格尔部叛乱的过程中，傅恒并没有亲自上前线参战，而是在京城负责制定军务、用兵方略以及后勤保障工作。虽然他为战役做出了贡献，但与亲自参与战斗的将士们相比，他的功劳显得微不足道。接受皇帝的第二次晋封可能会引起战斗前线士兵的不满，尤其是那些在战场上拼杀的将士，他们也期望能得到应有的奖励。如果傅恒接受了这份晋封，可能会损害他在军中的人脉和威望。因此，傅恒果断推辞这份封赏，这不仅显示了他的政治智慧，也避免了可能引发的矛盾和不满。 综上所述，傅恒推辞第二次晋封的决策，既是出于对自身政治局势的深刻理解，也是一种极具远见的谨慎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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